楚瑶太渴望一份工作了。
她的手机屏幕上并排挤着四个招聘软件。大半年里，上百份简历投了出去，每天刷新几十次，盼着能撞上一个合适的岗位。直到一家名为"星动文化传媒"的经纪公司联系了她，说是招舞蹈演员。楚瑶以为自己等到了机会，签下了合同。
可现实很快把她拖进另一个世界。
像楚瑶一样签下合同的女孩，没有坐进明亮的写字楼，而是被带进震耳欲聋的夜店，换上暴露的短裙，推到喧闹的卡座，成了一名"酒吧 GOGO "（指活跃在娱乐场所、靠舞蹈和应酬来炒热气氛的特殊职业群体）。恐慌、不适与屈辱感交织在一起，催生出强烈的逃离本能。但当女孩们下定决心挣脱时，才发现离开远没有想象中容易。
在这条隐秘的招聘产业链上，被骗入局的女孩不在少数。围猎她们的过程，被行内人精确地拆解为四个步骤：画饼、上套、下场、杀违约金。这套流程叫作"送妹"。
"妹"是黑话里对猎物的指称。她们大多十八到二十二岁，学历不高，刚走出校园，经济拮据，急于在陌生的大城市里找一个容身之处。与此同时，又怀揣着对光鲜生活的隐秘向往，渴望一份体面的工作。
骗子们精准捕捉到了这些需求。
于是，在各大社交平台和招聘软件中，招聘"舞蹈助教""网拍模特"或"艺人助理"的广告被批量制造出来。招聘者给出的条件极其诱人，"零基础、高底薪、包食宿"——这些看似没有门槛的条件，像一张网，恰好兜住了女孩们对未来的幻想。
广州某夜店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猎物
2025 年 6 月，一个为楚瑶"量身定做"的工作出现了。
招聘信息的发布方是广州一家名为"星动文化传媒"的公司，自称艺人经纪公司，正在招募舞蹈演员，承接各类商演及舞台表演。更让她心动的是，"零基础可学，培训三天即可上岗，包住宿，月休六天，综合工资一万五千元。"
这几乎完美契合了 20 岁的楚瑶对"好工作"的所有幻想。在她有限的社会经验里，"好工作"应该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有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桌。风吹不到，雨淋不着，同事衣着得体，客气地打招呼。如果能包吃包住，每月扣完开销还能攒下一点钱，那就再完美不过了。
但对于一个职高毕业、没有特长也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女孩来说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。
楚瑶早就体会过生活的粗粝。2024 年离开学校后，她辗转做过几份工作，每一段都没能持续太久。在老家茂名，她当过餐馆服务员，两班倒。饭点一到，客人一桌接一桌地翻台，她端盘子、擦桌子、扫地，手脚停不住。一天下来，衣服上浸满散不掉的油烟味。在她的记忆里，那是剥夺人所有思考时间的体力活，油腻、沉重，一眼望不到头。
为了过上"不想那么无聊"的人生，她离开老家到了广州，做过电商客服，因为拼音打字太慢，跟不上回复速度，被老板辞退。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，是穿着厚重的布偶装，站在街头给新开的卤味店发传单。
休息日，楚瑶唯一的消遣是花两块钱坐公交车，去天河的家居商场闲逛。在那些布置得温馨精美的样板间里，她会在柔软的沙发上坐一会儿，凑近闻一闻床品上的香气。她说，那是她在广州唯一能感觉到的些许安全感时刻。
母亲隔三岔五发来语音消息，劝她要是太辛苦就回县城相亲，或者去镇上的制衣厂做缝纫工。但她不肯离开——她不想变成流水线上的"厂妹"。
面对星动文化传媒的招聘，楚瑶没有犹豫，投了简历。对面几乎是秒回，立刻发来面试邀请。
面试地点在广州市中心的一栋高档写字楼。二十四层，办公区铺着浅色地毯、宽敞整洁。这种直观的体面，瞬间打消了她心里大半的疑虑。在她的认知里，如果公司没有实力，不可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租下这么大的办公室。
在沙发上等候时，她的旁边还坐着七八个年纪相仿的女孩。她们化着精致的浓妆，懒散地歪在沙发上玩手机。
没过多久，一个四十来岁、身形微胖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。外面的女孩们熟络地喊他"亮哥"，亮哥向楚瑶解释说，这些女孩都是公司已经签约的舞蹈演员。
"以前学过舞蹈吗？"在办公室，亮哥吐出一口烟圈，眯着眼问楚瑶。他夹着烟的右手虎口处，文着一块青绿色的图腾。
楚瑶坦言自己不会跳舞，也没有任何特长。实际上，她不觉得自己好看，身高刚过一米六，微胖，眼睛小小的，脸上还有青春痘，很少有勇气直视别人。想起刚才外面那些漂亮、精致的女孩，她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
但亮哥似乎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局促和自卑。他说舞蹈动作很简单，培训三天就能上岗。"年轻就是资本，化了妆都好看。"他一边说，一边从抽屉里抽出一份合同，推到楚瑶面前，"肯干的话，底薪加提成，一个月肯定过万。"
合同上密密麻麻印着各种条款，夹杂着"孵化包装""正规商演"之类她看不太懂、但听起来专业的词汇。让她觉得奇怪的是，违约金金额和甲方信息的栏目全是空白的。
亮哥没给她思考的时间，说大家都这么签，只是走个流程，回头统一盖章。在他的催促中，楚瑶顾不上细想，也不敢多问，拿起桌上的签字笔，在指定的位置一笔一画签下名字，按下了红手印。
某传媒经纪公司招聘酒吧 GOGO 时的话术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上套
一系列看似正规的面试流程走完后，楚瑶被带上了一辆银灰色轿车，前往公司口中的"高级宿舍"。车子驶出繁华的市中心，最终停在一栋旧公寓楼前。
推开门，不到 10 平方米的空间里塞着四张铁架上下铺。地上堆着快递纸箱和散乱的鞋子，空气不流通，混杂着发馊的外卖味、劣质香水的甜腻，以及老房子特有的潮湿霉味。
广州的盛夏气温直逼 40 摄氏度，屋子里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天花板上悬着一台落满灰尘的旧吊扇，转起来吱吱作响。楚瑶躺在硬板床上，好几次借着昏暗的光线，看见指甲盖大小的蟑螂贴着墙根爬过。
对于住在这里的女孩们来说，一天真正的开始是在深夜。
凌晨三四点，宿舍才突然热闹起来。楚瑶闭着眼睛，听同屋的女孩推门进来，踢掉高跟鞋，一边卸掉浓妆，一边毫不掩饰地抱怨："那个男的今天非灌我酒，要不是为了多赚点儿提成，谁愿意搭理他。"
第二天中午，舍友们陆续醒来。楚瑶带着满心的疑虑，试图和对床的女孩搭话。但女孩们都警觉地应付几句，不再多说。
事后她才知道，公司不许新老员工私下闲聊，也不许互加微信，理由是怕互相比较薪资。后来她明白了，那是怕吃过亏的女孩说出实情，吓跑新来的"妹"。
接连两天的观察，让楚瑶敏锐地意识到，这份工作绝不是亮哥在办公室里描绘的那样"简单、正规"。她给老家的表姐发了一条长信息，讲述这两天的见闻。表姐回复："肯定是不正经的工作，别管行李了，马上跑。"
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趁舍友还在睡觉，楚瑶准备离开。临走前，她拉住同是新招进来的女孩小兰，劝她一起走："这地方不是正经地方，留下来迟早会毁了自己。"但小兰没有答应。
相比于果断离开，小兰更愿意用侥幸来说服自己。她不停自我开解："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，只要守住底线，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危险。"
按小兰后来的说法，在那个环境里，她"只能一直往好处想"。她认为，不管什么工作，只要熬一阵子，攒下一万块钱，就能租个房子落下脚，再慢慢找别的工作。
楚瑶和小兰的经历并非孤例。
为核实女孩们的说法，新京报记者以" 19 岁、职校毕业、初来求职"的身份，在几家主流社交平台和招聘软件上，筛选了两家招募"舞蹈演员"的传媒公司。这些公司发布的岗位大多包装为"舞蹈助教"或"艺人助理"，招聘文案高度相似："零基础可学""包食宿""月入过万"。
记者分别向两家公司投递了简历。回复最快的一家，三分钟内便发来好友申请。简单寒暄后，对方发来一段语音，语气热情："妹妹条件不错，我们公司做正规商演的，明天来面试看看？"
当记者表示没有舞蹈基础时，对方连发三条消息："没关系""有免费培训""一周就能上手"。记者追问工作地点是否涉及夜店，对方没有正面回答，只发来一个天河区的定位，说："你先来面试，见面细聊。"
第二家公司的话术更为直接。记者问及是否涉及夜店时，对方反问："你能接受吗？能的话我们更好沟通，不用绕弯子。"问到具体工作内容，对方毫不避讳："在卡座跳跳舞，带动气氛。客人点酒你就陪着喝两杯。小费另算，一晚上几百到上千。"
实际上，像楚瑶这样的一部分女孩在意识到危险后选择了逃离，另一部分女孩明知前面是泥潭，却因为现实的窘迫，依然闭着眼睛赌上一把。
几天后，到了"上岗"的日子。按照公司要求，所有新人都必须进行彻底的"形象改造"。小兰对着镜子，在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涂了一层又一层粉底，描上两道又粗又直的一字眉，嘴唇涂成大红色，颧骨上重重刷了两团不自然的腮红。
眼前的自己让她感到陌生和滑稽，小兰觉得，自己化着浓厚的妆，穿着并不合身的短裙，更像一个橱窗里的"塑料娃娃"。一旁等待的亮哥随口安慰了一句："别扭什么，妆就是得这么化。"
招聘方向女孩解释薪资，并表示"正规场合，纯绿色"。 图 / 受访者提供下场
现实很快将女孩们拽入了另一重天地。
小兰真正上班的地方，是广州白云区的一家夜店。场地昏暗，巨大的音响发出震耳欲聋的重低音，震得人的耳膜和心脏跟着发颤。五颜六色的镭射灯在头顶来回扫射，切割着混杂着酒精和烟草味的浑浊空气。她和几个新来的女孩跟在亮哥身后，穿过人群和中心舞台，被带到一处半环形卡座上。
亮哥靠在沙发上，开始交代这里的"生存法则"。他说，负责开场热舞的叫 Ago，是专业舞者。像小兰这种"零基础新人"，在这里统称为 Bgo，工作内容是在客人的卡座旁边热舞，竭尽全力带动他们的情绪，然后在气氛高涨时，顺理成章地陪客人喝上一杯酒。
来这里消费的客人大多是三四十岁的男性。他们坐在昏暗的沙发上，仰头看着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女孩照片和编号。一旦有人"选中"某个女孩，抬手招呼服务员扫码付款，对应的女孩就得起身，穿着暴露的短裙，走到客人卡座前开始热舞。
在这里，一切明码标价。
客人的这种消费方式被称为"点舞"。新人跳一首歌的时间，三到五分钟，三百块。做得久些、攒了点人气，价格则翻倍到六百甚至一千五。能在主舞台跳开场舞的"头牌"，一支舞能拿到三千块。点舞的收入，公司和女孩们五五分成。
但这笔钱并不好挣。
小兰很快明白，被点中的女孩不仅要会跳舞，酒量要好，性格要放得开，嘴巴要甜，要让那些掏了钱的男人们觉得被奉承、有面子。"只有把客人哄高兴了，权威股票配资，多空杠杆，证券炒股配资，平台推荐他们才愿意多开酒，多消费，私下塞小费。"
她后来回忆，这是一个慢慢把人泡软、剥夺底线的过程。她坦言，大多数刚被骗进来的女孩，最初都充满恐惧和抗拒。穿着暴露的衣服在陌生男人堆里周旋、陪笑，浑身不自在，甚至感到屈辱。但夜店的管理者们有一套软硬兼施的手段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越陷越深。
硬的一面是严苛管理。除了《演艺经纪合同》的约束，公司内部还设置了业绩排名。排前面有奖金，垫底要扣钱。为了不被扣钱，女孩们被迫卷入竞争，暗自较劲，私下给点过自己的客人发微信，求他们来捧场。
软的一面，是无孔不入的情感渗透。小兰说，女孩们签的通常是第三方经纪公司，这些公司和夜店合作，输送年轻女孩，赚取人头费和抽成。而在夜店里日常管理她们的，则是带队的领队或主管。
在夜店，小兰很快加上了主管张姐的微信。和严厉、冷酷的亮哥截然不同，张姐看起来没有上司的架子，更像是一个体贴的知心大姐。白天，她会在微信上跟小兰聊最近热门的网剧，约着她一起打手机游戏，甚至还会细心地叮嘱小兰独居时要注意的安全事项。
小兰也会跟她提起自己的伤心事。她说，公司发的衣服太露，不想穿。有时候被喝醉的客人占了便宜，她会委屈得掉眼泪。她还说，自己从小不会读书，做什么都做不成，父母总是让她回老家上班相亲，让她觉得很懊恼……张姐听着她的故事，表示"真的很理解"。
紧接着，张姐会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安抚道："妹妹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你看看外面，哪儿挣钱都不容易。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大学生，一个月累死累活，看老板脸色，也就挣个三四千块。咱们在这里，虽然偶尔受点儿委屈，但咱们凭本事挣钱，有什么好丢人的？"
小兰越来越信任张姐。张姐向她承诺："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，表现突出，以后公司就会动用资源，安排你去给大明星伴舞。说不定哪天你在网上火了，成网红了，出去做直播挣得比现在还要多得多。"
某社交平台上一位自称从业五年的资深"经纪人"张伟，向新京报记者传授这门在行内被称为"送妹"的生意经。
他透露，为了吸引更多急于找工作的女孩，单靠在招聘软件上撒网已经不够了，如今各类社交平台才是绝佳的"捕猎场"。操作手法很简单，就是发布一些包装精美的短视频，极力宣传零门槛和高薪水。
每成功招到一个女孩，在她签约后下场工作的头一个月里，公司会从她的总工资中抽出 20% 作为给招募者的提成。如果招募能力强，一个月能拉来五个以上的女孩，这个提成的比例就会直接涨到 25%。
"那怎么才能让这些女孩死心塌地留下来？"记者问。
"要让女孩们信任你，甚至让她们主动拉身边的朋友过来，你得懂心理学。很多女孩刚出社会，根本没有经验，到了那种环境会害怕，她们最需要的是一个精神支柱的陪伴。"张伟说。
随后，他给记者发来了几张自己和手下女孩们的聊天记录截图。在截图中，他陪着女孩一起用最难听的话咒骂粗鲁的客人，教她们在卡座上如何巧妙地逃避客人的疯狂灌酒，甚至还会在女孩受委屈时，适时地表现出一种霸道的撑腰姿态，"别怕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哥第一个不答应。"
负责开场舞的女孩们正在台上表演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逃离
实际上，"猎物"主动提出离开，才是围猎收网的真正信号。
做了两周的 GOGO 之后，小兰彻底崩溃了。她回忆，总有喝得满脸通红的中年男人，借着酒劲把手伸向她的腰和腿。她本能地躲闪，严词警告，换来的却是领班将她拽到后台，斥责她"不懂事"，得罪了卡座的大哥。
那天晚上，她缩在宿舍的硬板床上，给当初招她的亮哥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，一字一句地写下自己的委屈，说实在干不了这种活，想辞职回老家，恳求对方把这两周的薪资结给她。
离开并不容易。微信发出不久，亮哥发来一段语音："走可以，你是单方面违约，先把违约金交了，不然公司法务部明天就走起诉流程。"
紧接着，一张扫描版的合同发到了小兰手机上。她放大屏幕，眼前一阵发黑。签合同时那些空着的横线，已被黑色水笔填上了数字："违约金两万元，前期舞蹈培训和服装费折算五千元，场地占用与食宿费五千元，总计三万元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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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面试的时候根本没提违约金，我也没有接受过什么培训，就拿到一套廉价的短裙，才待了不到三周，凭什么要这么多？"小兰在微信上争辩了几句，对方再也没有回复。
这种拉扯和绝望，几乎发生在每一个试图逃离的女孩身上。
小兰说，一旦和经纪公司撕破脸，公司法务会先接替经纪人联系女孩，引用合同条款，警告她们，若不按时打款，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以后坐不了飞机、高铁，甚至影响婚姻和子女的前途。
几天后，催收电话打到了小兰父母的手机上。对方用一种威胁的口吻说："您女儿在外面签了演艺合同，现在不想干了，欠公司三万块钱。您是帮她把钱垫上，还是我们把法院的传票直接寄到家里？"
对于大多数出身普通的年轻女孩来说，"在夜场陪酒跳舞"与"惹上官司"这两件事，足以击穿心理防线。既怕父母担心，又怕坏了名声，在恐惧与羞耻感的双重压迫下，相当一部分女孩选择了妥协。
但小兰不肯。她决定走法律途径，去劳动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讨个说法。但当她拿着聊天记录和合同去维权时，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更复杂。
她找律师咨询后得知，那份《演艺经纪合同》在法律上通常被认定为民事合作协议，而非劳动合同。女孩以独立艺人的身份提供演出服务，公司负责包装和接洽，彼此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性。正因如此，劳动仲裁委员会一般不予受理此类纠纷。
这意味着，女孩们无法享受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保护，只能走民事诉讼的路径，以普通合同纠纷或欺诈为由起诉。
民事诉讼的门槛同样不低。小兰想主张自己在签约时被欺诈，对方口头承诺的是"舞蹈助教""前台行政"，实际却让她去夜场陪酒跳舞。然而在法律上，主张欺诈需要提供确凿证据，证明公司故意告知虚假情况，或隐瞒了事实。
但女孩们签订的合同条款写得很模糊，合同中，多用"演艺活动""商务演出"之类的词汇，单从字面很难认定与实际工作内容不符。至于面试时的口头承诺，小兰没有录音，微信聊天记录里也未留下可作证的对话。
另一方面，打一场民事官司需要预缴诉讼费，若请律师又是一笔开销，加上来回跑法院的时间和精力，对一个女孩而言，同样是沉重的负担。
女孩提出质疑后，传媒公司招聘方承认工作为"酒吧氛围组"。 图 / 受访者提供
残酷一课
漫长的拉锯战，最后常常走向另一种妥协。
小兰最终没有起诉。她算过一笔账，请一名律师至少需要五六千元，诉讼周期少则三五个月。更让她顾虑的是，她不敢让家人知道自己在酒吧跳舞。走投无路的时刻，她将自己仅有的三千元转给了公司法务。对方称这是"诚意金"，可以暂缓起诉。
之后，她从几个网贷平台分别借款，凑齐两万元违约金转了过去。她说这已是自己能拿出的全部，恳求对方通融。对方发来一份《和解协议》，承诺不再追究剩余部分。小兰签了字，删除了对方的微信。
她终于获得了自由，却仿佛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损耗。为了还债，她同时打着两份工，白天在口腔诊所做前台，晚上在便利店理货。她时常陷入自我怀疑，不断质问自己："怎么如此轻易掉进了圈套？"
律师李瑛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子。她发现，旁观者看这些误入酒吧做 GOGO 的女孩，总爱贴上"虚荣""贪走捷径""不自爱"的标签。但撕掉这些标签往深处看，驱动她们的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生存焦虑，以及想要证明自己的渴望。
李瑛说，在这类案件的卷宗和维权群里，受害者的画像高度重合，她们大多十八到二十二岁，来自三四线城市或乡镇，最高学历多为中专、职校或大专。在快节奏的现代城市里，这群年轻姑娘像是被"折叠"起来的一群人。
她认为，学历的贬值，让她们手中的职校文凭几乎成了一纸废纸。在当下，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在向下竞争普通的文员和行政岗位时，留给职校女孩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极度压缩。
而这一代年轻女孩与父辈不同。她们伴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长大，每天在屏幕里看到的是光鲜亮丽的都市生活，有着远比上一代更强烈的、对"体面"的渴望。她们不愿意再回到体力劳动中，又极度渴望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，获得一份不仅能养活自己，还能赋予自己尊严的工作。
但现实是，社会并没有为这种渴望提供有效的出口。于是，她们身上唯一可以快速变现的资本，就只剩下了青春和容貌。这也解释了，为什么那些披着"文化传媒""星探互娱"外衣的骗局，能够如此轻易地捕获她们。骗子们敏锐地抓住了她们的需求，告诉女孩们："学历不重要，年轻、长得好看，这就是最大的优势。"
持牌股票配资平台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，一个年轻女孩就可能被彻底摧毁。当一个女孩发现，自己只需要忍几句荤段子、喝几杯酒，就能在一个晚上赚到普通人几天的工资时，她的底线就会一点一点往下移。到最后，她已经无法适应那种需要起早贪黑、月薪几千块的正常生活了。
李瑛觉得，职业教育不应止于教年轻人基本的生存技能，还需补上关于生存与自我保护的基础一课，比如如何识别求职陷阱，了解基本法律常识，读懂合同条款，甚至应该知晓求助路径。
小兰的手机里，至今还留着同期培训时一个女孩的微信。大半年过去了，那个女孩的朋友圈彻底变了样。从最初抱怨宿舍环境差，到后来开始晒买来的东西，晒各种高档酒店的下午茶。配文写着："女孩子终究还是要靠自己努力。"
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。疲惫与酸涩一并涌上来。某些脆弱的瞬间，她心里甚至闪过一个念头："如果当时我也留下来，现在是不是不用过得这么难？"但这个念头只停留了一秒，又立刻被理智打散。
小兰说，她所在的几个求职群里，至今仍有近五百人，群内时常弹出新消息。不断有女孩在问："请问有没有那种包住宿、来钱快的工作呀？""我刚中专毕业，没有经验，但是很能吃苦，可以学。"
不到一分钟，立刻就有顶着"某某传媒星探"头衔的人在群里热情地回复："有的妹妹，加我私聊，公司直招舞蹈助教，不看学历，只要长得好看就行，今晚就能安排宿舍。"
（应受访者要求郑州证券配资服务中心，楚瑶、小兰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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